
永乐十九年,也就是公元一四二一年,北风正紧的时候,朱棣北征返程在榆木川病逝的消息,还在草原和京城之间悄悄传递。谁能想到,这一路上隐约翻涌的暗潮,几年后会在乐安藩邸骤然爆发,把燕王一脉三兄弟之间的恩怨推向终点。
有意思的是,这场后来被说得传奇、甚至带点戏剧味的“乐安之变”,并不是突然爆出来的冲动之举,而是一路累积的误判。朱高煦的误判,别人帮不上忙,是他一步步自己走进去的。而在他的对面,站着的是他那位看着迟钝、实则心思细密的大哥朱高炽,还有少年时就养成警惕和狠劲的侄子朱瞻基。
要看清楚这场“捧杀”,时间线得往前拉,从朱棣时代讲起,再看洪熙短暂一朝,最后落到宣德初年的那一刻,线索才会连起来。
一、兄弟失衡:从靖难余波说起
朱棣夺位成功,是建文四年,也就是一四〇二年。那一年,朱高炽已经三十多岁,作为长子,早就被立为太子;朱高煦二十出头,跟着父亲南征北战,立下不少军功。
战功在古代,大多是实打实的筹码。燕王起兵靖难时,朱高煦多次在前线冲杀,立下战功,军中对这位二公子的评价不低。对比之下,朱高炽在军阵上表现一般,体态肥胖,行动迟缓,就连替朱棣监国时,也屡屡被人抓小辫子。
试想一下,这种时候,一个能打能冲、深得父亲喜欢的二儿子,一个做事缓慢、身体不利索的大儿子,父亲心里的天平,很容易就偏了。
朱高煦很清楚这一点,他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,在朱棣面前放大这个差距。
二、朱棣晚年:父子“红白脸”的配合
朱棣即位后,对太子的态度,越来越让朝臣捏一把汗。永乐年间,有一次,他干脆在午门张贴告示,明令“凡东宫所处分事,悉不行”。这句话的分量很重,等于公开否定太子在监国时的所有决断。
这种局面之下,背后推手是谁,不难想象。各类史料都提到,朱高煦常在朱棣面前挑太子的毛病,借机打压东宫势力。被他盯上的人,很难有好下场。
以“好圣孙”之语大力推荐朱高炽的解缙,就是典型例子。永乐初年,这个才名赫赫的大臣,因为卷入“宫中之狱”,最终惨死。许多研究者认为,朱高煦在其中掺了手,这一点,从后来的迹象也能看出来。
这段时间里,有一件被反复提起的小插曲,很耐人寻味。一次祭拜孝陵,胖到走不稳的朱高炽,被两个太监架着,走得踉踉跄跄,几次差点摔倒。朱高煦看见了,脱口而出一句:“前人蹉跌,后人知警。”话里话外,都在暗讽大哥不中用。
站在旁边的朱瞻基,当时还是皇太孙,却立刻顶了回去:“更有后人知警也!”年轻人的火气和锋芒,在这一刻暴露得很彻底。这句话,本质上是在当面回敬,话不算难听,却丝毫没有给二叔留情面。
这里有个有趣的对照:朱高煦嘴上不客气,朱瞻基也不退让,场面充满火药味。但在同一时期,朱高炽对弟弟的态度,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
永乐后期,朱高煦在北平私自训练死士,进行军事演习,规模不小,明显越过藩王规矩。朱棣震怒,亲自回到南京,将朱高煦拘押,甚至放出“废为庶人”的话。
从表面看,这是个天赐良机。只要朱棣真下绝决之心,朱高煦一旦被废,太子位便再无大患。按常理,朱高炽完全可以顺势补上一脚,甚至推波助澜。
但史载,当时的情形却恰好相反——“皇太子恳为解救”。朱高炽跪在朱棣面前,替弟弟求情,说:“彼诚无状,宜未必有害臣之心。”意思是承认弟弟胡来,却坚持认为未必真有害他性命的心思。
这番话,表面上是维护手足情分,实际上更像是算准了父亲的性子。朱棣子嗣不多,成年的只有朱高炽、朱高煦、朱高燧三人。对两个小儿子,他一向偏爱,甚至到了护短的地步。
永乐末年,幼子朱高燧身边的人,居然胆大到谋划下毒,企图伪造遗诏,改立朱高燧为帝。事情败露后,朱棣对朱高燧也只是略作训斥,并未严惩。这样的父亲,真会狠下心,把朱高煦彻底废掉吗?
朱高炽看得很明白。如果他在这个关口落井下石,不仅达不到想要的结果,反而容易落个“兄弟不相容”的坏名声。与其如此,不如反过来,在父亲面前展示宽厚,在弟弟面前摆出大哥的姿态。
于是,在他苦苦求情下,朱棣收回废黜之意,只是削去了朱高煦的护卫,令其回乐安就藩。之后,朱高炽又写信安抚弟弟,大意是劝他安心守藩,别再乱来。
这里就看出那对“红白脸”配合的雏形了。表面上,是大哥宽仁、侄儿锋利;实际上,一个负责稳住整体局面,一个在细枝末节上回击二叔。既不断让朱高煦尝到反击的滋味,又不给他抓住任何可以对外宣扬的“逼反”理由。
三、洪熙短朝:恩威并施的笼络与压制
永乐二十二年(一四二四年)冬,朱棣在北伐回程途中去世。消息传回北平时,朱高炽五十多岁,朱瞻基三十上下,都在北京城内;而朱高煦,则仍握有相当程度的军中影响力。
这段时间,关于争储、夺位的各种传闻并不少见。可以确定的是,朱高煦派人密探北京城中形势,一旦发现机会,就准备有所动作。洪熙元年(一四二五年)初,朱高炽继位,改元洪熙,历经一番紧张的权力交接,局面才算稳定下来。
登基之后,朱高炽对二弟的态度,很耐人寻味。他没有立刻收紧控制、削夺封地,而是一纸诏书,先把朱高煦召到北京。
试着换成朱高煦的视角:父皇刚死,哥哥登基,自己此前在军中的小动作并非毫无痕迹,这个时候被叫进京,心里怎么可能踏实?难怪他赶到北京时,先就急着撇清,连自己儿子在京城打探消息的事,都主动招出来,说是“儿子自作主张”。
按重典治乱的惯常逻辑,这时候把探子重惩,把藩王严押,都是说得过去的选择。不过,洪熙帝并没有那么做,他只是把打探消息的那个儿子贬往凤阳,算是变相软禁,而对朱高煦本人,则采取了另一套打法。
一方面,增加俸禄,赏赐金银珠宝,数量不菲;另一方面,又把朱高煦放回乐安。几个月后,那几个儿子甚至都封了郡王。
表面看,这像是在笼络兄弟,给足脸面。朱高煦自己也说过一句抱怨的话:“徒以金帛饵我。”意思是,哥哥不过是拿钱堵嘴。但只看到“饵”,就忽略了背后的“钩”,那就太轻率了。
洪熙帝并非毫无防备。他一边宽厚示恩,一边又悄然调整乐安附近的卫所布置,加强对这一带的控制;同时,又逼着朱高煦亲口说出儿子探听朝情之事,等于让他在朝廷面前留下把柄。
这样一来,好处占尽,态度拿捏得体。天下人都看得明白:天子对这个弟弟,不仅没有逼迫,反而屡屡优待。只要朱高煦保持安分,“兄友弟恭”的表面,完全说得过去。
可一旦朱高煦真的举兵,这些前情就会立刻变成最有力的反证——皇帝如此相待,你却举兵犯上,哪来的“师出有名”?比起当年朱棣以“靖难”名义起兵,这种叛乱更加难以得到舆论支持。
恩与威交织,使得朱高煦既不敢贸然翻脸,又难以真正放弃野心。他既感觉被防着,又觉得又被安抚着,只能在乐安郁闷地筹谋,等待一个看似更合适的机会。可惜,这个机会,还没等到他准备充足,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。
洪熙元年五月,朱高炽因病去世,在位不足一年。这场骤变,打乱了许多人的算盘,其中就包括乐安藩王。
四、宣德改元:从“好侄儿”到御驾亲征
洪熙帝去世时,朱瞻基在南京。消息传来,他立刻北上,准备回京承继皇位。也就是在这段路途中,出现了朱高煦派人截杀的说法。无论细节如何,至少可以肯定,二叔对这个侄子并不死心。
宣德元年(一四二六年),朱瞻基正式即位,改元宣德。按理说,新帝登基之后,第一件要紧事,应该是解决潜在威胁。以宣德帝的性情,他要是立刻下令削夺乐安王权柄,也不算过分。
有意思的是,他并没有这样做。相反,他展示出来的,是一副“亲侄儿”的样子。
宣德初年,明廷档案和后世记载都提到,新帝对乐安王的恩赐,丝毫不比洪熙时少。从黄金、绢帛,到各种赏赐,层层加码。朱高煦时不时派人进京献花灯、礼物,大臣们看得心惊,纷纷谏言,说此举不妥,担心其中别有用意。
面对这些提醒,朱瞻基表现得很“宽厚”,他对群臣说:“我对我亲叔叔,当然要以诚相待。”不但没有严格限制使者入京,反而让这些人出入无碍,还加以赏赐。
在这种氛围里,朱高煦对这位侄子的判断,慢慢发生了偏差。想想朱棣在世时,那个年轻的皇太孙,性子刚烈,说话一针见血,眼神里透着锐利。如今,这个一朝登帝的侄子,似乎变得格外温软,甚至有些“过于重情”。
于是,他开始主动上书,对朝政提些意见。说得并不离谱,也多是藩王能说的那种“建言”。宣德帝的回应,很干脆,几乎是“从善如流”,把其中一些建议采纳了,还特地写信表示感谢,说“叔父所言甚善”。
这时候,朱高煦心里那点残存的戒备,日渐减弱。他进一步向皇帝索要马匹、骆驼、袍服之类物品,这些原本就是藩王可能需要的装备。宣德帝的态度,依旧是有求必应。
在这种连续不断的“顺水推舟”之下,有些人难免会觉得,新帝性情柔弱,难担大任。朱高煦自己也产生了类似判断:没有了朱棣的威压,朱瞻基果然不过是一只纸老虎,名分是一回事,成事是另一回事。
当一个人连敌人的底线都看低了,那就离出手不远了。朱高煦显然没再计较什么“师出有名”。他在乐安举兵时,没有像朱棣当年那样,先包装出一个堂皇的口号,而是匆匆忙忙宣布起兵,一副“先出手占便宜”的姿态。
遗憾的是,他没有意识到,自己早已被密切注视。宣德帝对乐安地区的军情,不可能毫无掌握。等到乐安王真正举事,朝廷的反应速度,反倒快得惊人。
朱瞻基决定御驾亲征,亲自统兵北上。乐安之变从举兵到失败,时间极短,朱高煦甚至还没来得及摆开架势,就被迅速围困,败局已成。等人被押回,事情基本已经尘埃落定。
从头到尾,宣德帝在名义上都站得极稳:对藩王多有优待,几乎没有逼迫之举;朝中多次留下谏言记录,强调自己出于亲情与仁心。只要这一层在史书上写实,叛乱的责任,就几乎完全落在乐安王身上。
五、乐安终局:一场彻底的败局
乐安之变平定后,朱高煦和他的十个儿子,命运已经注定。宣德帝对这一支的处理,相当严厉,不仅本人被处死,子嗣也无一幸免。
比较微妙的是,后世史书对这件事,并没有大肆指责宣德帝的“残忍”。相反,许多评价认为,他对待叔父“已属仁至义尽”。这种看法,并非单纯出于歌功,而是因为前情铺垫太过清楚——从永乐晚年,到洪熙短朝,再到宣德初年,这一支宗室得到的宽宥与优待,确实不少。
从权术的角度看,朱高煦走到这一步,是一步步把自己送上绝路。他既有军功,也有皇子身份,如果早些认命,在封地安分守成,以他的出身和地位,不至于没有体面结局。
他真正的致命点,不在于有野心,而在于判断失误。他一直试图复制父亲“靖难”的路径,却忘了一个关键前提——当年朱棣起兵,是在一个内外动荡、朝纲未稳的背景之下;而自己面对的,是早已从靖难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洪熙、宣德父子。
更要命的是,在这对父子眼中,他从来不是一个“难以对付”的对手,而是一个可以慢慢引导、慢慢暴露的隐患。朱高炽用“恩”来削弱他“被迫起兵”的理由,用“威”来控制他能动用的力量;朱瞻基则顺着这一思路,把“恩”做得更足,把姿态放得更低,让他自己以为抓住了机会。
从朱棣在世,到乐安之变结束,这条隐线足足拉了二十多年。期间,每一步看上去都在给乐安王留路,实际上又一步步逼近一个必然发生的冲突点。一旦朱高煦迈出那一步,他能依靠的,就只剩下自己的运气和手上那点实力,而这些远远不够。
回到标题里的那句话,“捧杀”,用在这里并不夸张。不是简单的诱骗,而是在亲情、礼法、名分这些外衣之下,逐渐削弱对手的选择空间。朱高煦看见的是“亲叔侄”“好兄弟”的热闹表象,却没有意识到,这种“好”,其实把他置于最不利的位置。
从结果看,他确实输得彻底。输在权术,输在判断炒股配资公司站点门户,更输在看不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格局。与其说这是一个人忽然造反的故事,不如说,是一段从靖难后时代延伸出来的长线收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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